特朗普與哈里斯的總統角逐大戲即將落幕，但無論誰最終勝出，吸引制造業回流美國都將是重要的政策指向。對于哈里斯而言，重視制造業回歸是蕭規曹隨，就特朗普來說，引制造業回流乃舊調重彈，只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與擾動，美國制造業回歸可能很難出現全面繁榮的趨勢行情。

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制造業建筑投資2007億美元，為2010年的三倍，而在今年第一季度，投資額度繼續升高至歷史峰值的2255億美元，同時制造業建筑投資占GDP的比例也升至0.8%的歷史新高；另一方面，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從2010年的1160萬人增加至2023年的1300萬人，凈增約140萬人，其間回流制造企業公告的新增就業崗位近160萬個，等于新增就業崗位完全由回流企業所創造。不僅如此，制造業成為了吸收美國FDI（外國直接投資）最強勁的行業。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通過采訪100多家企業、美國地方政府并查閱企業公告和財報后發現：在目前所公布的新投資中，約有40%、價值高達840億美元的大型制造業投資項目已被延期或暫停，有些投資規模超過1億美元的重大項目遭遇了兩個月到數年不等的延期，甚至陷入了無限期暫停的困境，其中包括拜登出面站臺的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高達400億美元的晶圓廠建設推遲到了2028年。延期、暫停的背后，隱藏著的是美國制造業投資結構性失衡與接續能力不足的基本鏡像。

系統性數據可以進一步佐證美國制造業回流在速度進展上的確遠未達標。2008年金融危機時，制造業在美國GDP中的占比為12%，如今降至10.3%；15年前美國貨物貿易逆差超過8300億美元，去年的逆差規模升至1.06萬億美元，制造業投資規模的放大并沒有拉動美國的商品出口和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美國制造業PMI（經理人采購指數）在最新的9月份為47.2，除了今年3月份如“曇花一現”般站上50以上的擴張區間外，自2021年4月以來的其他所有月份均被牢牢摁在“榮枯線”之下，行業活躍度與未來增長預期不能不讓人生疑。

制造業回流的計劃與目標大打折扣，首先與政策的有效度不足直接相關。除了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清潔制造與傳統制造上各自偏愛有加，從而讓企業難以適從并不得不秉持謹慎態度外，制造業回流企業要想拿到美國政府補貼，需要完成特定目標，企業由此很難形成穩定的投資收獲預期。另外，美國政府的回流支持政策忽視了企業的異質性，部分跨國公司不會為要拿到補貼而改變自己已經鋪墊好的全球化之路，以蘋果公司為例，蘋果的產品幾乎超過半數以上由非美國的供應商提供，僅有不到一半的比例由美國本土生產，若輕易跟隨制造業回流的腳步，等于蘋果公司必須付出更大機會成本，于是人們看到，近幾年蘋果供應商中的美國企業出現了不增反減的狀況。

缺乏完整的配套產業鏈是美國制造業回流的一個重大痛點。回過頭去看，美國制造業主要回流到了南部與中西部地區，而這些地區又恰恰是相關產業鏈布局較為薄弱的方位；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制造業供應鏈高度依賴全球市場，尤其是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要實現供應鏈的本土化，重新構建自己的產業鏈條，既要龐大的額外投資不說，復雜的技術轉移也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卡脖子”問題，最終所費時日要超數年；同樣，美國也可以在境外或者本土尋找新的供應商，時間周折況且不論，即便有所成功，但成本最終高出三到四成或是常態。

排除產業鏈置換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以及環境與社會成本也是許多制造企業難以承重的硬傷。畢馬威的全球制造業成本調查報告揭示，美國制造業“初級成本”（包括勞動力、地租、水電、稅收和利率等）競爭力在17個被調查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四。另外，美國的環境保護標準和勞工權益保護可能會增加制造業運營成本，初步測算，全美制造企業為遵守聯邦法規需要支付的總成本在去年達到了3.1萬億美元。綜合成本的高昂構成了對美國制造業回流政策的反噬，一定程度上也必然削弱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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