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首次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特朗普始終將“美國制造”作為其經濟政策的核心口號之一。重返白宮后，特朗普再度將振興制造業作為核心任務。

在第二任期的前100天，特朗普已經通過一系列行政命令和政策組合，加速“美國制造”戰略推進，力圖在全球范圍內重構供應鏈，鞏固美國制造業的核心地位。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流”戰略究竟是一次真正的風口機遇，還是又一次政治主導下的產業幻象？

政策升級

特朗普一直認為，美國制造業的衰落是全球化和不公平貿易協議的直接結果。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他在首個任期內就簽署了“購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的行政命令，強調聯邦政府在采購中優先使用本土產品，并限制對外籍勞工的依賴。他還通過加征關稅、重談貿易協議等手段，推動制造業回流。

這些措施確實迫使部分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帶來投資回流等短期效果，但總體來看，制造業就業增長乏力，政策成效未達預期。

在第二任期內，為了系統化推動制造業回流，特朗普構建了一套覆蓋財政、貿易和產業政策的“工具箱”。其中，減稅和補貼成為吸引企業回流的關鍵政策。他提出，將企業所得稅從21%進一步下調至20%，并為本土制造企業提供最低至15%的稅率，同時恢復全額折舊條款，降低企業資本投資成本，提高美國制造的吸引力。

這的確為美國吸引了一些制造業巨頭的投資：臺積電宣布在美國投資1000億美元建設半導體基地；蘋果也承諾在未來四年內投資超過5000億美元，計劃創造2萬個工作崗位。

與此同時，“購買美國貨”政策得到制度化強化。聯邦政府在基礎設施、軍工等大宗采購中，優先使用本土產品和原材料，以政府需求帶動產業鏈本地化發展。

貿易方面，特朗普強化了首任期內的“關稅武器”。第二任期一開始，特朗普就恢復了對鋼鐵和鋁產品的25%關稅，重新啟動對中國、墨西哥、越南等國的高額關稅政策，并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宣布“對等關稅”措施，對所有進口產品統一征收至少10%關稅。

與其關稅政策相輔相成，特朗普還在近日簽署了一項行政令，旨在加強技術工種的職業培訓，重點培養AI等新興領域技術人才，推動美國制造業的復興。

更有針對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對特定行業實施重點扶持政策。在半導體領域，政府出臺行政命令大力支持國內芯片生產；在汽車產業方面，動用《貿易擴展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汽車及零部件加征25%關稅，迫使跨國車企在美設廠；在清潔能源方面，政府則削減對風能和太陽能的補貼，導致大量項目被迫擱置。

副作用明顯

這一系列措施雖短期內激發投資熱情、吸引制造企業回流，卻也帶來了成本上升、國際摩擦等副作用。全球供應鏈正因此經歷深刻重塑。

特朗普聲稱，要糾正“對美國工人和工廠的不公待遇”。跨國企業為了規避政策風險，不得不調整布局，加速“本土化”與“友岸外包”策略。麥肯錫、德勤和BCG等機構指出，企業對地緣政治和供應鏈彈性高度關注，半導體等行業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投資浪潮。BCG預計，2024年至2032年，全球晶圓制造投資將達2.3萬億美元，其中28%將流向美國，遠高于芯片法案實施前的9%。

需要注意的是，產業鏈的轉移呈現分化趨勢。上游環節如原材料和標準化零部件，轉移相對容易；而下游高端制造和終端組裝環節則因技術門檻高、供應鏈復雜性強，短期內難以完全回流。以蘋果公司為例，盡管其在美國進行了大規模投資，但iPhone核心組裝仍集中于亞洲，全面本土化仍遙不可及。

“制造業回流”的理想背后，現實難題層出不窮。美國制造業持續面臨勞動力短缺和技能錯配問題。麥肯錫指出，制造業在自動化轉型過程中，常因技術人才不足影響效率提升。同時，美國土地價格高昂，復雜的監管環境也抬高了企業運營成本。同樣是蘋果，其在美制造計劃就多次因成本和供應鏈效率問題擱淺。

此外，政治目標與經濟效率之間的矛盾也愈發突出。高關稅雖可短期內保護本土產業，卻可能抬高消費者價格、削弱企業競爭力。《金融時報》批評特朗普關稅政策缺乏系統性產業配套，可能帶來供應鏈混亂與投資信心動搖。

從首任期經驗來看，特朗普曾承諾創造百萬制造業崗位，然而2017年至2019年就業增長緩慢，2020年又因疫情大幅下滑。同時，自動化趨勢加快，也讓部分低技能崗位難以真正回歸。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全球化并未徹底終結，而是邁入“有條件的回縮”階段。全球制造業布局正在趨向多極分布，“去中國化”與“再中國化”同步推進，“友岸外包”與區域化重構并存。在這一背景下，制造業已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回流問題，而是涉及技術標準、資本效率、地緣政治與全球市場規則的系統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