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磊

經濟史研究橫跨經濟學研究和歷史研究，由于兩個學科的方法不同，形成了不同學派和觀點。在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更多地應用經濟學理論，被視為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隋福民教授的《新經濟史革命：計量學派和新制度學派》就是這方面的一本新著。作者認為經濟史研究方法的革命發生在20世紀下半段，而計量經濟學研究和新制度經濟學是兩大典型和重要流派，該書對這兩個流派的代表性經濟學者及其成果做了深入講解。

諾斯致力于超越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經濟長期發展變化做出解釋，借助交易成本，擴展了新古典理論框架，以使其對現實的分析能力加強，即把制度、組織等分析對象充實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他用這個一般化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來解釋歐洲社會發展過程，從而達到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最能代表諾斯學術思想的是三本著作，即《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對交易成本的分析萌芽于科斯的《企業的性質》，科斯的思想已經包含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德姆塞茨認為交易成本是交換所有權的成本。阿羅認為經濟系統的運行成本為交易成本。諾斯把不同類型的交易成本引入到經濟史研究中，例如度量成本、考核成本、履約成本等，并最終用于解釋制度和組織的建立和變遷。諾斯得出一個不同凡響的觀點，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對經濟增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諾斯關注的主要是產權制度。產權制度的創立和實施有成本，所有權形式與制度變遷相關，而制度變遷本身相當復雜。諾斯通過歷史分析認為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增長本身。真正的增長動力來源于制度變遷。但是他用人口數量增長解釋制度的變化，可能過于局限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下，當時“馬爾薩斯陷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約束。其他學者提出了更復雜的解釋。弗蘭克認為，歐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貴金屬，從而讓自己獲得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機會，在19世紀最終成為全球經濟的領袖。羅斯托在解釋歐洲起飛的問題時，將科學革命作為分水嶺。韋伯認為西方興起的關鍵來源于新教的理性精神和工作倫理。肯尼迪認為歐洲的優勢是經濟自由、放任政治和軍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動自由的一種結合。

創建和實施所有權是政府的權力，由于彼此沖突的權力制約，這個過程非常緩慢和曲折。為了應對政府的當下財政需求，那種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產權制度可能不易建立。所以，要解釋制度變遷，諾斯就需要提出有關政府或國家的理論。諾斯構造了統治者福利或效應最大化的國家模型。

不過，諾斯的這個模型有明顯不足，首先是國家只是權力組織的一種，還有群落、社區、地方政府等形式，它們的組織和運作是不同的。另外，國家的形態也并非一種，他過度強調了選民的作用。諾斯的另一個創造是意識形態理論。他認為意識形態是指人們用于解釋周圍世界和指導其判斷和行動的一套主觀信念。

國家體制的不同演化路徑深嵌在各民族國家的歷史中，而且信念深受宗教和主要社會思潮的影響。在嵌入數據要素的生產函數模型里，技術是數據要素加工后的成果，包括科學、技術和管理（管理技能、商業模式等 ），而組織制度（國家、政府、產權、信念等）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數據要素的加工與組織制度都會促進經濟發展，而且二者相輔相成。如果我們采用行為經濟學概念，并將諾斯的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拓展為權力組織理論和社會信念理論，或許能夠擺脫產權這個雖重要但略顯單薄的概念，更準確分析制度變遷帶來的各種成本，更好地解釋中國過往的發展道路，更清晰地預測中國的未來。

本版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