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哥說書】

管仲重商強調讓民眾對生產有積極性，民富則道德水平也相應得到提升，國家借助市場化操作，能夠掌握糧食、市場等重要資源，就可以將其用于國家治理并立于不敗之地。

鄭磊

中國市場經濟的歷史演變問題一直頗受關注。著名經濟史學者龍登高教授新著《市場中國兩千年》從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傳統與基因角度，嘗試對中華傳統究竟有沒有契約精神與產權意識，帝國政權與商品市場如何在博弈中走向成熟，傳統市場整合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啟示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討，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才是中國經濟的正道。這是一本中國古代市場發展史，內容涵蓋了從春秋戰國到明清的中國市場發展過程，對于當下理解中國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有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

中國是東方農業文明發展較早、較快的國家，早在西周就開始形成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模式，之后經歷了春秋、戰國的城邦社會形態，并出現了郡縣制萌芽。在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后，正式進入了帝國皇朝時期。這一政體在晚清解體，中國由此進入了工業時代。

對于一個地域遼闊、跨多個氣候帶，各地地形環境不同的農業國家，最有代表性的治理思想分別以《商君書》與《管子》為代表。前者主張重農抑商，以完成向外擴張和內部整合，事實上，經過商鞅變法，秦國很快成為列國霸主，最終實現一統六合的宏偉使命，而這套理論因此而勝出。以管仲為代表的思想則主張重商立國，國家通過設立市場、減輕關稅、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和鼓勵貿易等政策達到掌握市場渠道，實現商貿立國和強國富國戰略。重農抑商的主要依據是農民頭腦比商人單純，更利于治理，而商人頭腦復雜、道德水平低。對商人的這種負面看法，中外思想家有相似論述。管仲重商強調的是讓民眾對生產有積極性，民富則道德水平也相應得到提升，國家借助市場化操作，能夠掌握糧食、市場等重要資源，就可以將其用于國家治理并立于不敗之地。

管仲的國家治理思想也在其擔任齊相時，進行了成功的實踐，他的整套做法被稱作“輕重術”，幫助齊桓公，使齊國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管子》和《商君書》都被后世列入法家著作，結局大相徑庭。管仲生活的年代遠早于商鞅，而且齊國和秦國分別在東邊山東半島和西邊的渭河流域，這些差異可能是兩種理論得到不同對待的重要原因。徐達斯等文化學者考證華夏文明中的底層是東夷文化，屬于海洋文明，具有深厚的商業基因和傳統，當時的齊國屬于這個文化帶。而秦國位于夏文化帶，來自西亞、中亞和歐亞大草原，屬于游牧文化。從這個更高層面上，夷夏兩種文化在斗爭融合中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農耕文明。

《市場中國兩千年》從市場形態、商人階層和商人資本這三個維度，按照時間對中國傳統市場的發展進行了細致的斷面剖析。讀者可以清晰看到，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中國與同時期的西歐相比具有明顯的特點。

按照作者的斷代分析，商業和商人是從春秋時期興起。西周后期的城里已經有專門交易場所，即“市”，而且存在市場管理機構和規則，有專人負責行政、治安和稅收。戰國秦漢時期的市場是封閉管理的，有開閉市時間。唐宋時期，商場和居民區的界限逐漸消失，突破政府管理的夜市和城外集市也大量涌現。小商人起初具有和一般老百姓不一樣的“市籍”，社會地位較低，而且稅負很重。商品種類和數量不多，主要是自給之余的農副產品。大宗商品市場的情況不同，多屬于特權階層的人，通過鹽、鐵、茶等大宗商品交易獲利甚豐。統治者借助這些新興的富商大賈的經濟實力為鞏固其統治服務。

按照作者的分類，春秋晚期開始，傳統市場進入繁榮期，是我國市場發展的第一個高峰，一個主要特點是職業商人群體，尤其是富商階層成為新興的社會力量。桑弘羊在漢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行了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漢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桑弘羊的改革可能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國有化運動，其影響一直持續了幾百年，波及兩晉、南北朝，直到隋唐才有所消解。兩宋時期，傳統市場達到了新高峰。這一時期最大的變化是商稅成為土地稅收之外的重要財政來源，商業在經濟領域的重要作用得到社會認可，政府吸收商人參與專賣，共同瓜分超額利潤。但是，北宋的財政危機引發了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與桑弘羊的出發點也是增加財政收入，市易務是變法期間設立的國營商業機構，此外還有不少官立市場，直接收購、銷售各類商品。王安石無法在皇朝體制下實現財政轉型，他積極探索從工商業活動中增加財政收入的試驗失敗了，卻是晚清洋務運動之后國家向重商主義轉型的先聲，孕育了現代商業經濟的萌芽。

（作者系深圳經濟學者）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