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勇

【口舌之勇】

面對今天的大學錄取機制，我們在審視其中的地域性因素與權重時，恐怕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應該承認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它也需要改進。

每逢高考季，有些人總喜歡將如今的高考制度與過去的科舉制進行類比。嚴格地講，作為現代教育暨選拔制度的高考，與作為古代教育暨選拔制度的科舉相比，當然有很大區別，不過在某些方面，兩者的確有一些相似之處。如果要逐項比較，那需要做一篇考據嚴謹的大文章才行。本文僅從錄取率這一點，談談高考制度與科舉制的異同之處，供對此話題感興趣的讀者參考。

對于大學錄取率，可以從三個維度觀察：其一，每所大學在全國所有考生中的錄取比例；其二，每所大學在每個省市的錄取比例；其三，每個省市的考生能考上大學的比例。這三個維度中的任何一個，都能引發熱議，今年也不例外。

就觀察大學錄取率的第二、第三這兩個維度而言，它們體現的是大學在選拔人才時的地域性考量。具體而言，就是各個大學根據各省市人口的總量與密度，以及當地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水平等地域性因素，投放相應的錄取名額、配以相應的錄取率（錄取名額或錄取率在省市之間呈差異化分布），而不是單純根據考生在高考試卷上所取分數的高低來決定是否錄取。這就意味著，考試能力與考試成績相當的學生，在有的省市不能被大學錄取，在有的省市卻能被大學錄取；而考了高分的學生，由于生源所在地不同，他們被名牌大學錄取的機會也大不相同。大學錄取中這種在重視高考分數的同時，兼顧地域性因素并賦以相當權重的做法，歷來引發爭議頗多。

不妨回溯一下古老的科舉制度，看看它除了重視“卷面分數”之外，是如何兼顧地域因素的。

一般認為，科舉制最早起源于西漢，彼時漢武帝創建太學，以“五經博士”、“弟子員”和射策等考試活動選拔人才是其肇始。隋唐時期，科舉制走向成熟，考試的內容、科目以及監考、評判方式日益完備。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科舉取士中錄取人才數量的地域性失衡問題并未引起關注。

北宋時期，隨著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完成南移，金榜題名的進士中，北方考生的占比越來越低，引發北方士人的不滿。來自北方地區的司馬光當上宰相后，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他主張根據各地人口比例錄取進士，并提出“逐路取人”的原則，為北方士人爭取到科舉中的名額保障。宋哲宗在位時，北方的齊、魯、河朔諸地與南方分別進行科舉考試，“逐路取人”的舉措由此在科舉考場得到鞏固。

明、清兩代的進士考試分南、北、中卷，或分省錄取，大體沿用了北宋時期“逐路取人”的做法。明初開科取士并無南北之分，不料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所錄取的53名進士，幾乎被南方士子壟斷，北方落第士子極度失落，抱怨考試不公。此事驚動了明太祖朱元璋，他下令重新批閱落榜的士子試卷，并增加了61名進士名額，其中多數給了山東、河南、陜西士子，使南北取士的名額得到了平衡。明仁宗時期，進士的會試正式確立了南北卷分別錄取的規定，明確要求：十名之中，南卷取6人，北卷取4人。清朝康熙年間，“逐路取人”的舉措進一步細化，調整為分省錄取，確保每個省都有進士名額。這種重視地域平衡的“逐路取人”原則，不僅體現在進士科的會試中，也體現在舉人科的鄉試中，它是北宋至清朝科舉取士的最重要安排之一。總的來看，它發揮了積極作用，利大于弊。

科舉取士打破了貴族門閥對官位的壟斷，為寒門學子提供了向社會上層流動的出口，從而擴大了中國古代政權的統治基礎，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也因此，它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活動，而是承載著教育教化、人才選拔、地域協同、政通人和等方面的系統性工程。這個邏輯，適用于北宋等王朝，對于現代國家治理也有參考價值。面對今天的大學錄取機制，我們在審視其中的地域性因素與權重時，恐怕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應該承認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它也需要改進，而改進的方向，就是更透明、更公平、更有利于社會的整體和諧與進步。

（作者系證券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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